面对“技术狂飙”，思想政治教育是“进”（积极寻求与智能技术融合创新）还是“退”（持保守态度甚至拒斥智能技术的介入）及其如何处理“主体性失落”等潜在问题，我们要持存“有限主体性”主张。一方面，要积极拥抱智能技术，着力推进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透过“主体性失落”的表象，确证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中人的主体性意义。

确证人的主体性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中始终在场，须从本质上认识人的主体性的一般规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501，人的主体性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确立的，鲜明地指向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是自主自觉有意识的实践属性。“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7]273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标志，同时也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自主意识是人的主体性的鲜明标识，这也是与技术“自主性”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技术的自主性源自预设的逻辑需求，而人的自主性则源于自由意志和自觉行动。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确证和实现的。对象性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显现，也是对人主体性意义的确证。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以及主体性意义的确证要在对象性活动中加以考察。“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14]191，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要与对象化活动内蕴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也就是要保持主体和客体相统一。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主体力量的确证，也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所以，技术的“自主性”逻辑根本上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延伸，而非替代。

在明确人的主体性的一般规定性基础上，要进一步阐明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人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证伪“主体性失落”幻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人对人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塑造，是精神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进行一些创新性的数字劳动，但它无法从事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更不具备自主自觉的主体性意识。更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其所具有的“自主性”是人的自主意识的投射，而非主体性的独立存在，更不具有生命性的自由意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是何种存在，根本上还取决于它为了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18]144“主体性失落”源于对技术自主性的误解，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在精神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技术“自主性”的增强与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最大化彰显人的主体性价值，通过技术的“自主性”更好地塑造个体思想。在更为具体的实践应用层面上，我们要恰切处理“立”与“破”，“变”与“不变”，“时”与“效”的辩证关系，更好地确证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中人的主体性意义。

（一）在“立”与“破”中确证“人工智能”的主体秩序

我们在谈论主体性时，要明确不仅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文化有主体性，技术也有主体性，但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首先要“立”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的主体秩序，人的主体性处于优先位置，技术的“自主性”要服务于人的主体性，确保技术在辅助定位而非主导角色中发挥作用。同时要承认技术的“自主性”能够助益有效识别“思想、政治、精神、观念”等复杂要素的动态变化，甚至替代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程序性的精神生产劳动。但更要“立”起来的是，技术的“自主性”终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是“属人的”、服务于人的，特别是在精神生产活动中，只有人才最了解人，也只有人才能主导精神生产的方向，使其与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原则相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人工智能”的价值排序，“人工”在前，“智能”在后，人的主体性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主体性，是高阶主体性；技术的“自主性”则是工具性的、“无意识”的主体性，是低阶主体性。

在“立”的同时要“破”除两种观念：一是技术拒斥论，二是技术至上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一方面，技术拒斥论否认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不承认技术的“自主性”意义；另一方面，他们主观上持有畏难甚至畏惧心理，不愿主动接受新事物。技术至上论则过度推崇技术，极其迷信技术的“自主性”，忽视人的主体性，认为智能技术可以替代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角色。两种观念皆是源于对“人—机”关系理解的偏差，忽视了人在精神生产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对“人工智能”的主体秩序的错误认识。“破”与“立”内在本质是一致的，鲜明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中，既要看到人的主体性意义，也要竭力发挥技术的“自主性”优势。

（二）在“变”与“不变”中坚守人的主体性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技术”的融合创新是“正在路上”的探索之旅。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要明确“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切勿舍本逐末。“变”鲜明指向在智能技术“自主性”赋能中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系统性变革和内部机制的智能化重塑。一方面，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智能化生存”提档升级。智能技术创设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生存”新环境。在这种新的环境中与精神生产密切关联的娱乐方式、信息获取、思想传播、交往模式等均发生深刻变革，相应地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变革。同时，“智能化生存”景观也内蕴着“技术带来美好生活”与“技术引致人的异化”的双重面相，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需要应对的“变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机制的智能化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评价、方式、方法等各个环节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优化升级。智能技术的引入及其主体性力量的发挥，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管理治理、互动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更加精准高效。

在明确“变”的同时，还要坚守“不变”的原则。虽然技术在狂飙突进，但是在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主体原则、为人目的仍须坚守。无论技术的“自主性”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依然是意识形态性。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归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要预防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侵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为人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网络化转型还是智能化转型，其目的都在于塑造个体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总而言之，要以“变”应“变”，积极拥抱智能技术，发挥其技术“自主性”优势；同时要以“不变”应“万变”，坚守人的主体性原则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

（三）在“时”和“效”中提升人的数字胜任力驾驭力

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要在“时”和“效”中提升人的数字驾驭力和数字胜任力，既不能被技术所“替代”，也不要被技术所“束缚”，丧失主体性的动力。这里的“时”与“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要除时弊、趁时机、增效能。“主体性失落”还鲜明表征为“过时性”焦虑。人在日益进步的技术面前，特别是技术“自主性”力量面前会呈现出“过时性”焦虑。这种“过时性”焦虑在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中也时常存在，特别是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力量日益增强，并在一定程度超越人的某些局限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难免产生“人不如机器”的隐忧。“过时性”的羞愧源自“替代性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根本上源自对技术的“自主性”认识不清以及技术驾驭力和把控力不足。除此之外，“时”还指向数智技术更新迭代的时序和速率，技术更新的节奏远超人们认识和适应技术的速度，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技术洪流中易感迷茫。“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技术”的效能和效用，如何最大化发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优势同时最优化限制技术的“毒性”机理。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效度取决于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深度与限度。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恰切应对“时”和“效”的关键，是在确证人的主体性意义中提升人的数字驾驭力和胜任力。

免受被技术替代的干扰，竭力最大化技术优势，这两者并非悖论，关键在于承认技术“自主性”的同时强化人的主体性力量。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中人的数字胜任力和数字驾驭力鲜明指向在承认技术主体性基础上，还要能够驾驭和操纵其主体性。从本质规定而言，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人的主体性衍生了技术的“自主性”；从实践应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字胜任力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转型的关键，也是化解“过时性”焦虑的有效良法。数字驾驭力相对数字胜任力而言，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言之，就是要在掌握技术的基础上，促使技术效能效用的最大化开显，同时确证技术“自主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始终一致，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和“为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