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当兵变：播撒革命火种
在甘肃陇东的崇山峻岭间，一场意义非凡的起义——两当兵变，如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20世纪30年代初，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两当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广大贫苦百姓渴望改变现状。习仲勋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士兵们的觉悟。
1932年4月2日拂晓，两当兵变正式爆发。习仲勋等领导人果断行动，率领全营官兵举行起义。他们迅速控制了营地，收缴了武器弹药，向士兵们宣讲革命的道理，号召大家为穷苦百姓而战。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着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靠拢。然而，兵变后的道路充满艰辛。部队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围追堵截，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战士们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尽管最终兵变部队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但它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两当兵变唤醒了当地民众的革命意识，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它让更多的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纷纷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为日后领导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2.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南梁，这片广袤的土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从弱小到壮大的伟大历程。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深入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共产党人积极组建武装力量。他们将分散的农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整合起来，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同时，南梁革命根据地注重政权建设。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红色政权，标志着南梁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地还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工厂、学校，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南梁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3.西华池大捷：辉煌的战斗胜利
西华池大捷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关键战斗，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4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南梁革命根据地，调集大量兵力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刘志丹等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在西华池地区设下埋伏。红军战士们在西华池周围的山林中隐蔽起来，严阵以待。当敌人的部队进入伏击圈后，随着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一时间，枪声、喊杀声响彻山谷。
战斗中，红军战士们充分发挥了英勇善战的精神。他们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展开战斗，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成功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西华池大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它让广大群众看到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增强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同时，这场胜利也让国民党反动派认识到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不可小觑，不敢轻易进犯。
4.刘志丹与群众的鱼水深情
刘志丹是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深情。在南梁地区，刘志丹经常深入群众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他关心群众的疾苦，积极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土地纠纷还是邻里矛盾，刘志丹都会耐心倾听，公正处理，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刘志丹还注重发动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他通过宣传教育，让群众了解革命的道理和目标，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他的带领下，广大群众纷纷加入红军队伍，积极参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在战斗中，刘志丹总是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并肩作战。他的英勇无畏精神感染着每一位战士，也让群众对红军更加信任和支持。有一次，部队在行军途中遇到困难，粮食短缺。刘志丹得知后，亲自带领战士们到群众家中借粮。群众不仅主动拿出粮食支援部队，还热情地为战士们提供住宿和饮食。这种军民互助的深厚情谊，成为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5.高敏珍：坚定的革命伴侣
高敏珍是刘志丹的革命伴侣，她与刘志丹携手走过了一段充满艰辛与挑战的革命历程。高敏珍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就饱受苦难。在革命的感召下，她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与刘志丹相识相知，并结为革命伴侣。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高敏珍始终陪伴在刘志丹身边，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她不仅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她协助刘志丹开展宣传工作，组织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刘志丹牺牲后，高敏珍悲痛欲绝，但她并没有被悲痛击倒。她继承刘志丹的遗志，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她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关心群众的生活，成为陕甘边区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6.习仲勋的突围战斗
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这危急时刻，习仲勋临危不惧，率领部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突围战斗。当时，敌人兵分多路，对根据地进行包围。习仲勋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决定带领部队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突围。在突围过程中，部队遭遇了敌人的重重阻拦。敌人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对红军进行疯狂攻击。习仲勋沉着指挥，带领战士们奋勇抵抗。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寻找突围的机会。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习仲勋骑着一匹白马，带领部队冲向敌人的包围圈。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但他毫不畏惧，坚定地指挥着部队前进。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士气高昂，最终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这次突围战斗，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也为后来的反“围剿”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习仲勋的英勇表现和卓越领导能力，赢得了广大战士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7.南梁的山丹丹花
在南梁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山丹丹花绽放着独特的魅力，它象征着革命者的坚韧与美丽。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她们就像山丹丹花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长，为革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土地革命中，妇女们与男同志一起下地干活，打土豪、分田地。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也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宣传工作中，妇女们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她们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她们的歌声和话语，如山丹丹花的芬芳，传遍了南梁的每一个角落。在战斗中，妇女们也毫不退缩。她们组成后勤保障队伍，为战士们提供物资支持和医疗救助。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革命的精神，成为南梁革命根据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南梁的山丹丹花，见证了革命的历程，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8.贾生秀：一心为民的好区长
贾生秀是南梁革命根据地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区长，他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贾生秀在工作中，注重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困难。他经常深入到各个村庄，走访群众，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他总是认真对待，积极解决。在土地革命中，贾生秀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他还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抗日战争时期，贾生秀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他组织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抗击日寇做出了重要贡献。贾生秀一心为民的精神，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他的事迹在南梁地区广为传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9.刘志丹东征：英勇无畏的征程
刘志丹领导的东征战役，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展现了革命者英勇无畏的精神。1936年，为了配合红军主力东征，刘志丹率领部队踏上了东征的征程。他们穿越重重险阻，向敌人发起进攻。在东征过程中，刘志丹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们不畏强敌，奋勇杀敌，取得了多次胜利。在攻打敌人据点时，刘志丹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刘志丹东征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红军主力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广大战士和群众，为革命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东征结束后，刘志丹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故事太长，可以任选前一两段或中间段落片断，倒数第二行不要写满，应空留几格！
10.“狡兔三窟”真高明
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最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就是实行“狡兔三窟”的武装斗争模式,成功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总结兵运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后以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影响和敌我力量悬殊,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相继陷落,红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境地。
寺村塬和照金两次根据地创建工作受挫的教训，使陕甘党组织和红军开始认识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为此，刘志丹明确提出:“要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的余地。”
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恢复红二十六军和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决定把工作重点由照金转向南梁。明确提出狡兔三窟策略,决定在安定、南梁、照金依次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路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分别在陕北、陇东和关中开辟游击战略区,达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提出在陕北、陇东、关中等多个区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构想。
1934年2月,陕甘军阀纠集重兵一万余人,兵分八路，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习仲勋部署第二路(南梁中心区域)和第三路(关中区域)游击队、赤卫队在内线牵制打击国民党军，亲率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乘隙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1935年2月,国民党军采取“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主义方针,集中5万余的兵力对陕甘边(主要是南梁中心区)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习仲勋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敌情，决定发挥陕北、陇东、关中三大游击战略区优势，集中兵力，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五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立的“狡兔三窟”多区域武装斗争模式,对于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正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从而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之地。
历史证明，“狡兔三窟”战略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这种根据地创建的“陕甘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提供了来自陕甘地区的智慧和经验。毛泽东赞扬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11.南梁川里汇洪流
1931年5月上旬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省孝义县大麦郊娄底村（今西泉村）一家老乡的大院子里成立了。这支游击队，简称“晋西游击队”，领导者分别是：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党总支书记杨重远。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不久，队伍就扩大到100余人。
1931年8月开始，国民党山西当局调集晋军及地方民团共一万余人，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逐步缩小，处境极为艰难和险恶。8月下旬，游击队西渡黄河，伤亡惨重，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0名共产党员。9月4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的南沟岔柳树滩。在此，游击队改选了领导成员，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游击队下辖四个班。5日，到达安定县西区的枣树坪，游击队与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又通过马文瑞与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期间，陕北特委又动员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惠泽仁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游击队，使队伍发展到1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也曾派干部对这些队伍进行争取改造，使他们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和游击队一块行动。9月14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孙家河接收了烟商保运武装杨琪、杨鼎、肖永胜等部100多人。双方约定，烟商保运武装暂不编入游击队序列。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陕北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找到他们，游击队就更有立足之地。其实，对于陕北游击支队的动向，身在南梁的刘志丹是掌握的。刘志丹当即决定集中南梁游击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个大队的全部人马，到陕甘交界的太白川一带迎接陕北游击支队。
10月中旬，四处寻找刘志丹的马云泽在南梁堡遇到一个农民，打听到刘志丹带二三十人的队伍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这样， 马云泽就在南梁堡南面山湾一个向阳的窑洞里见到了刘志丹。战友重逢，分外高兴。随后，在马云泽的带领下，刘志丹来到南梁堡阎家砭，见到了陕北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南梁堡的林锦庙（今林镇乡）会合了。找到了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就像找到了组织和靠山。刘志丹因为在这带打游击，人熟地更熟，不管白天黑夜，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路，被人称为“活地图”。两支队伍会合后，总人数达700多人，在南梁川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一时间，因为害怕游击队，南梁堡一带的地主民团武装都逃跑了，而一些为生活所迫参加民团的团丁则主动向游击队交了枪支，积极参加了游击队。
1931年12月底，林锦庙会师部队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达正宁县月明乡北柴桥子村（今属西坡镇管辖）。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此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开展部队整编工作。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旗帜。
12.陇原第一枪
1930年9月28日，刘志丹率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来到太白镇，驻在镇东南角旧友外号“蒜客”李续增的烧酒作坊。当晚，在二十四营当班长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到烧酒作坊，向刘志丹报告了二十四营的兵力布防情况。赵连璧是刘志丹派到二十四营工作的人，对情况早已熟悉，汇报的情况是:王副营长率一连驻在烧坊西边一家骡马店，黄毓麟率第二连驻河东崖黄家砭，三连驻在离太白几十里的林锦庙。敌人兵力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
随即，刘志丹命令部队29日至30日两天与二十四营官兵开展官对官、兵对兵“交朋友”活动，一面麻痹迷惑敌人，一面继续深入侦察敌情。30日晚，刘志丹召集几个负责同志在烧酒作坊里秘密开会，详细研究敌情。大家认为，二十四营长枪多，地形熟，敌众我寡，只宜斗志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于是，会议决定：刘志丹和杨树荣第二天去找黄毓麟、王凤珠“商借粮草”，借机活捉二人，命其下令部队缴枪，如若不从就打死。
10月1日上午，太阳刚出山，晨雾还没散尽，杨树荣就带着刘志丹去见黄、王营长，其他人员在烧酒作坊热情招待二十四营一连官兵吃酒猜拳。刘志丹和杨树荣来到王副营长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即请来黄营长商谈。说话中间，院子里突然传来“叭”枪响，黄、王立刻警觉地掏枪，刘志丹和杨树荣眼疾手快，掏出手枪击毙了黄、王二人。原来，外面的那枪是刘志丹的警卫员路四打的。路四人称“神枪手”，这几天虽然已经和黄、王风珠的护兵搞得很热火，但是王的护兵“小兔子”很狡猾，当时一看势头不对，准备骑马逃跑，结果还没有跨上马背，就被眼明手快的路四一枪撂倒。这时，在李续增的烧酒作坊院子里，摆着好几桌丰盛的酒菜，卢仲祥和几个战士提着酒壶轮番给黄营的官兵敬酒，有的已经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卢仲祥听到枪声后，把酒壶一丢，拔出枪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快缴枪！”见状，其他的战士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敌一连班长赵连璧举起枪大声说：“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着他们走吧！”敌一连连长愣了一下，准备掏枪顽抗，立即被卢仲祥击毙。于是，其余全部缴枪当了俘虏，几个钻进老百姓草堆和炕洞里的敌人，也被搜了出来。这一仗，总共缴了多四十多支枪、15匹骡马和30头毛驴。
黄家砭敌第二连听到镇上枪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卢仲祥、刘约三和魏佑民率领10多名骑兵追击到河东崖，击垮了敌二连，缴获了一些枪支和马匹，其余敌人跑散。解决了二十四营一、二连后，已经到了中午，刘志丹当即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历数黄毓麟、王凤珠及二十四营的罪恶行径，为民除了大害，男女老幼无不拍手称快。刘志丹率部离开时，群众在街上夹道欢送。不仅如此，刘志丹带着队伍向林锦庙急进途中，还抓到了二十四营三连连长马建有，令其交出了全部武器和马匹。
此战共击毙敌营长黄毓麟等10余人，俘敌数1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几十匹，有10余名俘虏自愿参加了游击队。这天晚上，战士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吹号的吹号，打鼓的打鼓，庆祝胜利。大家还互相比试着缴获的枪，高兴地说:“我们这下有枪了!”这就是陕甘红军创建史上著名的“太白起义”，也称“太白收枪。刘志丹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150多人的革命队伍，在南梁、合水、保安、安塞一带打击土匪民团，而且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因部队经常在南梁周围活动，老百姓把这支队伍亲切地称为“刘志丹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
13.三嘉塬上举红旗
红旗在塬上举起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在陕甘高原上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旗帜，向人民群众公开展示了这支队伍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其在陕甘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陕西省委新的指示:要求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这天，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横悬着一红布长幅,上面贴着15块绿色斗方大纸，上面书写“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横幅下的主席台上，摆放着一张黑色的八仙桌和几条长板凳。主席台两边插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飘扬，麦场周围的树干上、墙畔上都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
谢子长、杨重远和陕西省委代表李杰夫、荣子卿及中共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坐在主席台上。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带，右臂上佩戴着红色袖章。此时，谢子长40岁上下，中等身材，穿一身黑色便服，头戴白色棉帽，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干练利落。李杰夫穿着黑色长袍，系一条灰色围巾，戴着棕色礼帽。杨重远身着黑色便服，戴一顶旧军帽, 系条褐色武装带，腰间别一手枪，昂首挺胸。几百名游击队指战员按小队整齐地排列,每个小队前排都擎着一杆大红旗， 人人佩戴红袖章，脖子上都系着红色的“牺牲带”，整齐地站在麦场的中心，枪口上都插着小红旗，马头上也都拴着红布带。战士们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以无比自豪的心情欢庆这革命的盛大节日。整个会场显得既威武雄壮，又喜庆热烈。这天，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赶着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
谢子长代表新成立的游击队讲话。他重申了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号召全体指战员为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光荣使命而流血奋斗。
最后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共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代表地方党组织和穷苦百姓，把一面绣有金黄色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予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接过红旗之后，谢子长将其高高举起，在会场上挥舞着。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数百人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个个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和“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响彻云霄，震撼着陕甘高原。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三嘉塬驻扎期间，召开各种会议，到处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和政治主张。宣传的主要内容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等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在红军的影响下，当地青年赵德荣、赵宏钧、梁秉德、焦富德等十多人报名参加了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 即投入到消灭反动武装的游击战争中。13日，部队进军职田镇，出其不意地消灭了该镇民团，处决了豪绅董凤鸣，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烧毁了区公所的文牍、账本及查抄的豪绅账债契约，并开仓放粮，接济百姓。15 日，部队伏击阳坡头，全歼国民党驻张洪镇警卫团三营及三县民团一部，毙俘敌500余入，缴枪150多支。此次战斗，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4.陕甘边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的当天晚上，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部队离开三嘉塬向渭北平原进军。在转移的途中，部队接连取得了攻占职田、伏击阳坡头等战斗的胜利。接下来又继续南下，在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游击队所到的地方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没收了豪绅地主的土地、把这些财产都分给贫苦的农民，这受到了广大贫苦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力量不断的壮大。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坐不住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和仇恨，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围攻。因此红军游击队在平原地区站不住脚，于1932年3月18日回师陇东，退守在正宁县月明塬。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塬，分散驻扎在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乘着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方兴未艾，部队在苟仁村寺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原有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游击队在新庄子张进合家的麦场上召开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周围各村贫农团、赤卫队、群众和游击队共1200多人参加了大会，谢子长做动员讲话，宣布将各村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并宣布寺村塬赤卫军指挥部正式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最后大会处决了反动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
在那之后，游击队又在各村组织成立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组织。村设村会长，贫农团设团长，赤卫队设队长，各路团总改为各路赤卫队。组织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家的粮食和牛羊。谢子长、高岗和杨重远等领导与游击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款和抗税斗争,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在发动组织群众，成立赤卫军的同时，谢子长抓紧开展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物色革命委员会主席。他提出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条件是：家最穷，有威信。
3月22日，在正宁交界地区，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以西,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旬邑，72村的赤卫队、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战士共计1000多人，在寺村塬新庄子山神庙前广场上召开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会议开始后，谢子长首先讲了成立寺村塬72村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为土地、分粮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接着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让代表推选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正、副主席。当时，谢子长看全场群众没人提议候选人，就在台上说：“让张进元当主席，唐桂荣当副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高喊“同意”。接着，大家热烈鼓掌通过。
新诞生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 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四个委员会。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粮食，一部分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
革命委员会驻地设在新庄子西洼，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分配土地，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决议。这样，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地主豪绅吓得魂飞魄散，跑得不见了踪影。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建，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15.两当兵变
1930年初，为拯救人民苦难,壮大红军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武装起义。
1930年春节后,受中共陕西省委的委派，年仅16岁的习仲勋，抱着革命到底的决心，到驻长武亭口镇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所属第一师第二支队搞兵运斗争。
习仲勋等人一直在寻找进行兵变的机会。1931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该部巡视工作,商榷举行兵变事宜。习仲勋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未执行省委指示。
习仲勋即在双石铺镇丰禾山古庙内主持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兵变行动。最后确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兵变,利用换防之际,在一营发动兵变，地点定在两当县城，兵变后把部队带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苏区，部队番号初定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4月1日黄昏,部队抵达两当县城。晚9时，营委扩大会议如期在县城北街一个骡马店召开。会议推举许天洁为兵变军事行动总指挥，兵变时间定在午夜零时。会议决定, 以许天洁鸣枪为号开始行动，各连党员先将一、二、三连的反动连长处决，明确了吕剑人、高瑞岳、左文辉、张子敬等骨干分子的任务，要求各连、排在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窑沟集合。
午夜零时，兵变准时进行。各连负责兵变的同志按既定计划行动，迅速击毙反动连长，收缴枪支。其间，昌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以猛烈火力抵抗，机枪连阵地久攻未破。
2日上午，兵变部队到达两当县境北端的太阳寺,营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兼第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支队政委，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
下午，陕甘红军第五支队从太阳寺出发向北前进。趟过渭河后沿陇县边境向东挺进，沿途与国民党军、地方民团作战多次。在甘肃省灵台县蔡家河东梁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后，发生激战，前进方向受阻。为了保存实力，第五支队转入麟游县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支队开会决定，派习仲勋、左文辉去长武县亭口镇侦察有无敌军，打探泾河渡口船只情况，设法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许天洁、李特生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的岳御寺休整，等待两路情况回馈后，再决定部队行动方向。
但是，由于对岳御寺一带情况不明，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的第五支队误入大土匪王结子的地盘,被土匪团团包围，激战数小时后，弹药消耗殆尽，支队伤亡惨重，部队最终被打散，与刘志丹红军会合的计划只差渡过泾河一步而落空。
两当兵变失败，听到部队被打散后，习仲勋又急又累，病倒在亭口。三个月后，习仲勋病愈后辗转回到渭北苏区，在照金杨柳坪见到了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两人深入地交流并总结了兵运失败的教训。
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发动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军事斗争行动，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悟。两当兵变影响深远，受其影响，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掀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
16.一次成功的兵运斗争
位于甘肃省合水县的西华池，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庆阳至陕西大道上一个重要商埠码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仅有的一次成功的兵运活动：西华池起义，就发生在这里。
1932年，因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曾在部队搞过兵运活动，组织就派遣大量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该部，地下党员控制和掌握了一部分队伍，所以该部的组织基础良好。而当时，党的负责人李树林任一团一连连长，驻扎在当时的合水县城关镇；共产党员高鹏飞任特务营一连连长，驻西华池。他们随时准备起义，加入红军。
过了一段时间，等到杨林、高昆山等人回到庆阳后，了解了高鹏飞所在的特务营举行兵暴的条件最为有利，就到西华池商量准备组织起义。
高鹏飞得到刘志丹、阎红彦的指示后，便立即召开了支部大会，研究此次的起义行动计划。高鹏飞和曹胜荣、杨林、苏杰儒一起决定将本次起义定在7月9日，同志们各自分管自己的任务，高鹏飞负责全面的指挥工作，曹胜荣负责武器弹药，杨林和苏杰儒负责宣传鼓动，司务长专门负责后勤。各支部积极参与，随时准备起义。
到了7月9日那一天，部队吃完早饭后，高鹏飞就被潘营副叫去打麻将了，而高亦便乘此机会稳住营部，其他同志就按计划积极行动。吃完下午饭后，官兵们按照惯例去到训练场练拳,一连接到指示后特意比二连推迟半个小时去训练场。曹胜荣、苏杰儒便利用这个机会把一连全部集合起来，向一连士兵做了起义动员。告诉士兵们现在的革命情况，压迫人民的地主阶级，压榨士兵的军阀。还有跟随红军起义的意义所在。宣讲完后迅速得到了全连的一致赞同。接着曹胜荣和苏杰儒便率领着一连所有的士兵突然进入训练场，迅速没收了正在练拳的二连士兵的枪支武器，命令二连全体集合待命。
杨林和郝维新带领着勤务兵朱万才、还有号兵康健民等十多人，迅速进入特务营内部，与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潘营副等人的武装。 随后，高鹏飞就回到了训练场，郑重宣布特务营一连、二连的170余名官兵全体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高鹏飞也历述了国民党反共卖国的罪行。
起义部队把多余的粮食也全部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百姓感激不尽。天黑了以后，起义部队就在高鹏飞、曹胜荣、杨林等人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陕甘游击队驻地——宁县盘克塬。
1932年7月9日，驻守合水县西华池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11旅特务营第1、2连，在中共党员杨林、高鹏飞等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在宁县湫头塬改编，除小部分编入骑兵队外，其余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
在7月10日天亮时分，起义部队在马上到达盘克源边时候，忽然看见远处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奔而来，前头有一杆镰刀斧头红旗随风飘扬。所有人就不约而同的开始欢呼:“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高鹏飞立即下令:“列队道旁，等候欢迎。”
西华池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庆阳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起义。这次起义瓦解了国党驻庆阳新11旅特务营，对国党在庆阳的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西华池起义的成功，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起义成功后，刘志丹率领起义部队顺利开赴游击区，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鼓舞了士气，壮大了陕甘红军的力量。
17.风雪子午岭
1932年8月底，中共陕西省委让谢子长重返陕甘游击队再次接任总指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其，他肩负起创建根据地、创建新苏区的历史任务。这次临危受命，谢子长既要落实省委在关中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也要从实际出发保证根据地能够生存发展。谢子长刚刚回到游击队就召开队委会，决定在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过渡地段的照金一带，开辟新根据地。
在这危急关头，谢子长和刘志丹随即率领陕甘游击队采取以退为进、先纵后打的战术，主动撤出照金，然后杀了个回马枪，将夜宿照金之敌全歼，当场击毙胡景铨、党谢芳和蔡子发三人。
子午岭横跨陕甘两省，绵延数百里，沟壑纵横，梢林密布，人烟罕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是红军进行游击战的好地方。但是，眼下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蜿蜒的河道已经结冰，半夜三更则寒气刺骨，战士们冻得睡不着，只有坐起来生火取暖，群众借来的一件老羊皮袄，只能让站岗的战士轮流穿。
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国民党的报纸上大肆鼓吹“红军完了”“游击队垮了”“匪首谢子长、刘志丹惶惶不可终日……”而在部队内部，也弥漫着悲观情绪。谢子长鼓励大家说：“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我们是为人民利益的。”他的话使部队的情绪稳定下来。
在送走外出的部队后，谢子长找来强世卿，在深入研究当前形势后，他们做出决定，由强世卿带领10余人北上安定县组织游击队，开辟新的根据地。
子午岭的冬天，气温多在零下二三十度，滴水成冰，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雪花顺着山梁直刮下来，寒冷透骨。住在子午岭破土窑里的谢子长和战友们一样，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没衣穿就围着破被子，用烂毡片和烂羊皮包着脚。大家围坐在破土窑洞里烧火取暖，等地烧热了，再把火堆扫过睡觉，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大家就这样相依为命，共同迎战困难。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谢子长与同志们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放哨、抬伤病员转移。有时筹到少量被褥、棉衣，谢子长就先分给伤病员。得空了还教少先队员识字，讲革命故事，鼓励他们永远跟党走。谢子长每天半夜起来，为窑洞口添柴生火，帮助战友驱寒过夜。当时，吃的主要是野菜山果，群众偶然送点粮食来，只能加上野菜煮成糊汤，大家分着喝。偶尔打个野兔、野猪、小鹿，算是改善伙食。调治伤病员更是困难，谢子长把身下铺的毛口袋和露出棉絮的被子都给了伤病员。没有药品，谢子长就用盐水细心为伤员冲洗化了脓的伤口。盐水用完了，他又用小木签卷上纸，蘸点烟油，涂在伤口上。用草药、烟油和南瓜瓤给伤员治疗枪伤，挽救了不少生命。
在谢子长的鼓动下，大家精神倍增。高兴起来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七凑八合地唱起信天游。
1932年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滴水成冰，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雪花顺着山梁直刮下来，寒冷透骨。住在子午岭破土窑里的谢子长和战友们一样，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没衣穿就围着破被子，用烂毡片和烂羊皮包着脚。大家围坐在破土窑洞里烧火取暖，等地烧热了，再把火堆扫过睡觉，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大家就这样相依为命，共同迎战困难。
当年12月，各路游击队在合水的塔儿原会合，经过两个多月的双苦磨炼，游击队员精神焕发。这时，游击队接到陕西省委指示，部队开到宜君县马栏镇转角村整编。在谢子长的带领下，陕甘游击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18.兵败终南山
1933年6月17日，红二团辗转回到照金。此时，适值敌人对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更大规模“围剿”，由西安返回红二团的杜衡，被敌人的攻势完全吓倒，对坚持照金根据地完全丧失信心。6月中旬末,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开会，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于6月21日清晨挥师南下。
红二团一路斩关夺隘，勇往直前。杜衡对部队南下的危险性是清楚的，早就盘算着脱离部队。行进至高陵寇家庄，部队晚饭后准备出发时，杜衡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后追赶部队。
陕西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还会将红二团断送，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赶赴三原拦截。红二团刚刚渡过渭河，就遭到国民党西北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团300多名指战员奋起抵抗，与十数倍之敌在终南山苦战十多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志丹，王锋和王世泰各带一部分兵力分散突围。
刘志丹带着十几个战友，在终南山深山老林里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穿的衣服被树枝挂成了布条条。这时，终南山正值盛夏季节，一日几次降雨，有时一连几天都是细雨蒙蒙，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加之深山密林里气温低，冷得人直打哆嗦。敌人企图把红军消灭干净，严密把守着出山的每个路口。山里的大庄小镇全驻上了敌人，把终南山围得严严实实。敌人还出动大军，在地方民团配合下，进山搜捕。白天，满山都是“快出来”的叫喊声;晚上，四野点起火堆，大小路口都布了岗哨。镇子上、村庄头、路口上，都张贴着捉拿刘志丹的布告。
刘志丹带着战友在密林里钻来钻去，饿了采摘野果、野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在石坎下抱团取暖。由于多日吃不到粮食和食盐，每个人都四肢无力，行走困难，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眼前一黑昏倒在地，甚至跌下石崖摔得浑身是伤。面对困难，刘志丹鼓励大家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部队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不了什么。闹革命嘛，哪有一下子就成功的?失败了再干。咱们道理正，穷苦人站在咱们这边。反动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只要我们想办法干，革命早晚一定要成功!"
刘志丹带领着十几个战友在华县通过敌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有的牺牲，有的被打散了，他一人奋力突围出来，隐藏在密林里。一连几天，刘志丹吃不到东西，精疲力竭，掉下了山崖，失去知觉，躺了一天一夜，已经不能动、不会说话，幸好被红军小战士蒲永胜意外发现。蒲永胜赶紧拿出一个玉米面馍馍给刘志丹吃，才使其慢慢地恢复了一些体力。蒲永胜把刘志丹搀扶到一个石洞里休息，又跑出去弄到几个玉米棒子在野外烧熟了给“老参谋长”吃。
看着刘志丹身上被漆树“咬”烂的地方都溃烂成碗口大的脓疮，身体虚弱的站不起来，战友们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刘志丹安慰大家说:“我们流血牺牲搞起来的红军，被杜衡这个坏人搞垮了，但我们不能被失败压倒，失败了再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刘志丹这么坚定，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老刘，请放心，找到了你，我们一定跟着你重新组建红军。”
10月4日晚，刘志丹和王世泰等辗转回到照金薛家寨。红二团南下使刘志丹等辛辛苦苦创建的红军主力丧失殆尽。在“左”倾分子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和困难面前，刘志丹、王世泰等没有退缩和动摇，抱定必胜的革命信念，战胜艰难险阻，重回照金，重建红二十六军，把工农红军旗帜重新树了起来。
19.“石破天惊”的耀县起义
王泰吉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入校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1927年,王泰吉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意图建立陕甘边游击根据地，但起义因国民党镇压而失败。1928年，王泰吉又参加刘志丹、唐澍(shu)领导的渭华起义，任西北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国民党逮捕押解至南京，受尽刑讯折磨,他坚贞不屈，“革命精神，愈炼愈坚”。在这之后经过杨虎城力保王泰吉才得到释放。
1932年的秋天，王泰吉的骑兵团由西安移驻到三原县。第二年春天，国民党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去“围剿”陕甘边照金苏区,王泰吉担任“剿共”总指挥，率部移驻耀县。受命“剿共”的王泰吉在行动上采取策军缓行、敷衍应付，始终与游击队保持一段距离，有时双方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得这次“围剿”草草收场。王泰吉身在敌营，但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和红军的行动，这让身为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习仲勋特别感动,深为敬佩。
到耀县后，王泰吉通过同学兼挚友何寓础(chu)联系中共三原中心县县委书记赵伯平，报告自己准备率部起义的打算。中共陕西省委和耀县党组织了解到王泰吉起义计划后,积极开展行动争取配合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余海丰同何寓础(chu)联系，在6月中旬到耀县骑兵团驻地秘密协商行动计划。6月下旬,在王泰吉侄子、骑兵团班长、中共地下党员王英的秘密联系下，陕西省委领导杜衡、刘映胜，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及张仲良等在耀县召开秘密会议，对配合起义行动进行研究和分工。在会后，派刘映胜去王泰吉部队参与领导起义。起义中，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来到耀县，住在耀县县城王泰吉部队政治部参与领导起义工作。7月21日中午12时的时候，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全团官兵在耀县宣布起义，树起“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将骑兵团改编为 第三路义勇军，下辖五个大队(含特务大队)，共计1200 余人。王秦吉自任总司令兼第三路义勇军总指挥，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城内驻扎了七天。7月28日，王泰吉率起义部队离开耀县,经三原向淳化转移,沿途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给部队送来鸡蛋、瓜果等慰问品，大大鼓舞了部队的革命士气。7月30日，在三原县桥头镇辘轳lùlu把村，起义部队与奉命前来“追剿”的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阵前率部投降，起义部队损失惨重。当日黄昏时分,起义部队撤退到耀县小丘镇,身后追兵又跟了上来，义勇军又向照金方向转移。
得到起义部队受挫消息后，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照金根据地的领导人非常焦虑。之前在陈家坡遭民团伏击受枪伤的习仲勋忍着伤痛，亲自带领游击队紧急前往接应。当日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领部队来到绣房沟，习仲勋带领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远远地疾步迎上去，握着王泰吉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习仲勋声音洪亮地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连日行军作战显得憔悴的王泰吉，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激动地说:“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习仲勋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耀县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的器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耀县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震撼西北,意义重大。同时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的开展。
20.陈家坡会议指航向
在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距离照金薛家寨东南2公里的北梁村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也就是陈家坡会议，这个会议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
1933年8月上旬，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照金苏区;耀县游击队被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游击队也发展壮大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同时，在耀县、淳化、旬邑一带还活跃着+多支地方游击队根据地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也就是这一时期，由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人领导的陕甘边主力红军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被困终南山生死未卜。
8月14 日下午，照金陈家坡。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分析根据地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和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面临的严峻形势，研究讨论了要不要坚持统一领导和武装斗争是否重组统一的红军主力问题。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与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共同主持了会议。这场会议从下午开到天黑，接着又开了整整一个通宵，到第二天上午才结束。
会议首先在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部队是否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会议的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秦武山、杨森、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否定了红军部队分散行动的意见，批评了消极悲观情绪，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决定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会议还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方针。
会议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人选。参加这次会议大多数同志主张，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少数同志则认为，王泰吉任总指挥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故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大多数同志认为，王泰吉带部队到了照金，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剩下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淘汰掉了，这些同志已经是红军战士了，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推举王泰吉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
会议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贾拓夫写信给陕甘边区特委，派高岗来边区从事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特委曾开会研究，任命高岗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
在作出这些重要决定之时，习仲勋和其他与会同志仍然惦记着音信全无的刘志丹，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归队之前暂不宣布。同时宣布义勇军改编为隶属于临时总指挥部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召开的一次挽救陕甘边红军的关键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会议坚持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保证部队的稳定、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后来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1.带头冲锋的红军总指挥
王泰吉是陕西早期共产党员，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3年10月,陕甘游击队攻下合水县城后,国民党陇东警备第二旅旅长杨子恒急调赵文治团800余兵力，充当先锋,“追剿”红军。为了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交锋,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在陕甘边境的合水、正宁、宁县等地，与敌周旋半个多月。
1933年10月27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队300余人，转移到庆阳县毛沟门村(今属华池县李良子村)。这里的地形是一条山沟,沟两边分散居住着几十户人家。红军纪律严明,不损害群众一草一木，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
第二天，天麻麻亮，突然，从山顶传来哨兵报警的枪声。不久,只见村口一片黄压压的敌人从西面冲进来，总指挥王泰吉率警卫人员冲下山涉过小河，利用断垣残壁坚决阻击,掩护总指挥部机关向北山上转移。待王泰吉完成阻击任务赶上总指挥部时,红四团、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的指战员已经向山头上撤退。
敌人见红军向山上撤退，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穷追不舍，一直把红军追到半山腰。太阳升起来后，300多红军指战员在陡峭崎岖的山坡上奋力向上攀登。身后800多敌人更加嚣张，狂呼乱叫，拼命追赶,大有一口吃掉红军之势。总指挥王泰吉站在一个隐蔽的高地上，从容地看了看追赶的敌人，又举起望远镜向后山方向嘹望，果断地挥了挥手，命令近旁的数十名指战员停止撤退。王泰吉接着说:“我们是革命战士，现在敌人已经被我们调动在这个山坡上,这里是杀敌的好战场。只要我们冷不防来个反冲锋，一定能打个胜仗!”他提高了嗓子喊道:“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大家听到冲锋号响就勇敢地向前冲。”王泰吉的声音洪亮镇定,使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个个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遵照王泰吉的命令,全体指战员马上隐蔽起来，敌先头部队气势汹汹地冲进离红军的枪口四五米时，只听王泰吉大喊一声，随之,一枚枚手榴弹飞向了敌人，在敌人密集处炸开了花,刹时间,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倒下一大片。敌人顿时乱成一团，前面的转身朝后面跑，后面的被前面的冲撞得人仰马翻，一下子溃不成军。王泰吉见冲锋的时机已到，跃出草丛，王泰吉带头冲向敌阵，数百名红军战士就像数百只下山猛虎,势不可挡,扑向敌人。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红军反击的枪弹声和追杀声，敌人完全失去了还击的能力。在冲锋号声中，红军一口气把敌人追到沟底,敌人的枪支弹药散落得遍地都是。红四团骑兵连乘胜追击敌军十几里,将敌彻底击溃。这场战斗,共毙敌200多人，俘虏100多人，缴获枪支200多支，缴获弹药、辎重不计其数。敌团长赵文治见势不妙,早已骑马逃之天天。经此一战，赵文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次战斗，敌情形势起初对红军很不利，但由于王泰吉总指挥正确判断敌情，把握战机，果断发起反冲锋，最终扭转了危局，转败为胜。当敌人偷袭进攻时，王泰吉没有组织阻击就命令撤退，既是为了迅速摆脱敌人，赢得与敌交战的有利条件和必要准备, 助长了敌人的骄横之气。
1934年2月被马云从出卖。王泰吉被捕后,在敌严刑之下，王泰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赋诗抒怀，于3月3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年仅28岁。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军事才能贏得了根据地军民的爱戴，他遇难的消息传到根据地,广大军民无不失声落泪。
22.鲜为人知的包家寨会议
甘肃省合水县蒿嘴铺东边的群山之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包家寨,这里地势较高，人烟稀少。1933年11月,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曾在这里召开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挽救了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础,在西北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后，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和红军面临无处立足的严重困难局面。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根本问题。按照刘志丹的建议,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藹嘴铺乡张举塬村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王世泰、黄子祥、刘约三等人。习仲勋因受伤又染伤寒在宜君小石崖养病，未能参加会议。会议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清算了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统一了思想，对当前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会议开了三天，首先由高岗作了报告，然后转入讨论。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做出三项重大决策。
第一就是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与会同志认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相当力量正规红军的思想建立的，虽被杜衡“左"倾机会主义所断送，但深得人心，震慑了敌人，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创建照金根据地立下了功勋。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在由谁担任师长的意见上。
第二是建立三路游击区。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关于“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的长期存在”，是“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理论和思想，提出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提案。大家认为,要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相继建立，四面骚扰出击敌人，才能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会议一致通过了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游击区以陕北安定为中心,成立第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强世卿为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于安定一带:第二路游击区以陇东南梁为中心，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活动于庆阳、合水一带;第三路游击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张明吾为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
三是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与会同志听取了刘志丹关于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计划，一致表示赞同。大家认为,南梁地区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早年刘志丹和谢子长在这一带闹革命,影响很大。同时，群众很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极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3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武装,但都不敢与红军对垒。所以，南梁地区是建立根据地比较合理。
包家寨会议后，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狡兔三窟”的部署,主力红军转入外线作战，横扫根据地边缘和中心区域的军阀、土匪、民团和反动武装，开辟、扩大和巩固了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照金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更为广大的区域,并稳定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23.活跃的南梁集市
南梁地区因为盛产羊皮、羊毛、大烟等土特产,所以一直有集市贸易的传统,外地商人也有来南梁进行交易的习惯。
从照金根据地开始，陕甘边苏区就设立了集市。在集市上,红军坚持公平买卖的原则，实行“先让群众买”的规定,很受群众欢迎。每天到了散集时，红军就把剩下的粮食、蔬菜全部买下。这样，不仅为山寨上的红军解决了吃饭问题，也方便和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自古以来，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后勤战、补给战和装备战。所以战斗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是由军需官、粮草官决定的。而南梁集市就是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着眼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穷苦群众生活困难和军事斗争需要而大胆实践、成功探索的产物。
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恢复成立后,为了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南梁的荔园堡设立集市，设法与白区通商，规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刘志丹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
为了把集市巩固下来,边区政府组织秧歌队、社火、皮影戏班子在街道演出。每逢集日，南梁荔园堡方圆几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牲畜、家具、山货、布匹、鞋、粮食、鸡蛋、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农村日常生活用品在集市上基本都能买到,集市贸易呈现出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习仲勋经常带着蔡子伟等人到集市上与群众聊天，了解交易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当时，边区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不向老百姓征收任何捐税,群众买卖自由,集市秩序受到红军的维护，群众的物资交流又方便又安全，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集市刚设立起来后，白区商人来赶集做生意的不多，只是少数过去在这一带做买卖和在苏区有熟人的商人前来交易。习仲勋摸清情况后,指示边区政府对白区商人实行欢迎保护的开放策略,吸引他们来南梁做生意,将苏区的山货和畜禽等廉价卖给他们。习仲勋主动与白区来的商人交朋友,请他们到刘志丹的家里吃饭做客，商谈边区和他们做生意的事。通过多种措施，白区来的商人渐渐多起来。逢集之日，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出售用蓝布做的鞋，每双可卖一块大洋。白区商人运来各种布、纸、油墨、盐等物品。
据估计，经常活动于陕甘边界及南梁地区的外地商人约五百多人。这样,既保证了部队、机关的供给，也满足了当地群众调剂余缺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需求。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刘志丹、习仲勋决定在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政府银行，在张岔的油房沟设立造币厂，印制发行货币，建立南梁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没有印刷机器，就刻制木版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为防止布币褪色，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上桐树油，又柔软又透亮又耐磨。缺乏技术人员，刘志丹就大胆起用弃暗投明的原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名山。
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边区财政委员会在集市设立了四个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元。苏票虽然发行数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而且币值十分稳定，有着良好的信誉，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和拥护。
设立集市、发行货币、实行搞活的经济政策，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巩固和扩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也为我们党局部成功执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4.陕甘历史上第一所党校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伴随着根据地创建的全过程。早在1931年冬天，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中共队委会就办了一个训练队，负责突击培训部队基层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当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训练队随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军政训练队，队长是一名留苏学生。军政训练队设在正宁三嘉塬，但只办了一期，于1932年春季结束。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了使部队尽快承担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任务，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又在照金创办了团随营学校，由吴岱峰任校长，随营学校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培养各种急需军事干部，另一部分是负责培养枪炮修械所工人，有学员200多人,主要是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刘志丹为红军制定的《政治工作条例》《军事训练方案》和《红军纪律》等。随营学校还建立了前线修械队，跟着部队一边打仗, 一边抢修武器。
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伴随着陕甘红军迅速扩大和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的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新吸收了许多农民参加红军队伍，他们的军事知识十分缺乏，急待训练。根据刘志丹的建议，红四十二师党委又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抓紧培训干部，以提高整个红军队伍的质量。这个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校”的干部学校，教室设在一个破庙里，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荔园堡国民党军梁邦栋部曾经住过的营房里。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
10月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豹子川的张家岔再次开办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开学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这一年，马文瑞回陕北路过南梁，因军政干部学校缺乏负责军政教育的干部，刘志丹邀请马文瑞留了下来，在该校搞政治工作，负责讲授政治课。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干部学校改名为“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了来自红军部队的中、下级干部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来的地方干部。这时，校址已迁到了豹子川的张家岔。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迁到这里后，就将这五孔破窑洞作为校址和栖身之所并亲切地称为“五孔窑”。之后校部又组织学员新挖了一些窑洞，因陋就简，学员用木柴和木棍制成门窗，窑内盘上了土炕，作为宿舍兼学习的场所，开始了艰苦紧张的学习培训生活。
1935年4月，陕甘边区军委又在下寺湾的王家坪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刘景范兼任校长，为红军培训军事干部60多人。7月，军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原中央红军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在党和陕甘红军历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干部学校不仅为党、政府和红军培养了急需的领导骨干和各类人才，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5.西华池大捷
从1934年3月开始，陕甘军阀命令驻守庆阳的仇良民、王子义两个团和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部联合向红军和根据地“进剿”，同时还命令干部团和特务团等堵截。3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捕捉战机，屡歼敌人有生力量,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4月1日,红军主力在华池赵家梁歼敌一个骑兵连之后，插过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城附近的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县城的架势,诱敌上钩。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被红军牵着鼻子走，见军频繁转移,还以为是害怕与己作战。
当红军攻打元城、赵家梁子时，谭世麟向驻守庆阳的王子义团求援,团长王子义立即令其团副潘立庭带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共700多人赶往元城增援。
敌人赶到元城附近时，红军已经抵达合水城下宿营。合水守敌见红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恐慌万状，急忙向庆阳告急,王子义闻讯,又急令元城之敌星夜赶往合水追击红军。没等敌人赶到合水县城，红军于4月2日早上离开赵家原向西华池进发。敌人两次扑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不顾疲劳,紧追红军不舍。这股尾追之敌从未与红军交过手，不知道红军的战斗力，认为自己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根本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王子义自信必胜无疑，命令士兵每人带一条麻绳，并欺骗说红军是土匪,没有钢枪，尽是大刀长矛，没有战斗力，身上多银元、大烟，只拿上绳子一捆就行了。敌人果真是每人带一条绳子, 分四路纵队追来。
下午，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员的报告，说远处发现敌人，部队立即紧急集合，进入阻击阵地。敌人越来越近,距红军阵地三四百米远，突然散开队形，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这时，在沟底饮马的骑兵团战士大部分还没有上来,只有一连一排上来。排长李守成看见敌人蜂拥而至，情况危急,主动率领全排战士从正面冲向敌群。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冲锋未能奏效,李守成和几名战士当场牺牲,其余的撤退下来。敌人看见红军撤退，气焰更加嚣张,狂吼着继续向前进攻。看见战友倒下，红三团的战士们个个胸中怒火燃烧,集中火力射出一排排复仇的子弹，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
敌人很快组织第二轮进攻。王世泰当即命令先锋连用火力顶住敌人，掩护一、二连战士跳出沟渠，向敌人发动猛烈地反击。为配合红三团的正面反击，张秀山、赵国卿奉刘志丹命令，率骑兵团飞速迁回到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向敌指挥所和机炮连冲去。二路游击队也在杨琪的指挥下，由东沟畔向敌人攻击,形成了南北东三面向敌夹击的攻势。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震慑敌胆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骑兵团战马嘶鸣，横扫敌群，敌人的队形还没有展开，就被红军骑兵团杀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一个接一个地往沟里跳，重机枪、迫击炮都变成了哑巴。这时,红军战士越战越勇，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伤敌100多人，俘虏500多人，缴获枪支600余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炮弹数十枚,战马50多匹。敌团副潘立庭带了十几人侥幸逃脱。红军以较小的伤亡，将庆阳守敌王子义的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700多人几乎全部歼灭。战后，红三团二连战士抬着迫击炮又蹦又跳，爱不释手。西华池大捷是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仗，震动了陕甘两省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极大地震慑了陕甘两省反动军阀，使其再也不敢孤军与红军交战。
26.陕北红军到南梁
1934年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对陕北 游击队加强领导，恢复并加强了陕北一支队, 扩大了二、三支队。之后，陕北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等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
5月，国民党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游击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7月8日，为粉碎敌军的“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5个支队，共300余人。7月17日，陕北游击队攻克安定县城,救出200多名革命志士及其家属，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与此同时，反动军阀井岳秀所部纠集地方民团，集中兵力“围剿”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游击根据地。在7月25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单凭陕北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带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部分赤卫队员共200余人来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汇合。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应中共陕北特委的要求，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军委参谋长吴岱峰，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政治部主任龚逢春，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及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骑兵团的干部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及部队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干部，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照文宜读了存在着明显“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无端指责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和“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进而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卓绝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党组织领导。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从大局出发，集中精力研究和讨论如何配合陕北第一次反 “围剿”斗争问题。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拨给了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弹药和数百大洋。
阎洼子会议后，陕甘边区红军主力红三团在红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的带领下，北上帮助陕北反“围剿”先后在清涧县河口击溃敌人一个连，在横山县的董家寺打垮了敌人一个营，取得了陕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王世泰带领的红三团所到之处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阎洼子会议，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次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下，会议服从和维护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和大局，确立了陕甘边、陕北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互相配合、协调作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建立起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常化联系，为两个区域协调配合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基础。
27.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1934年8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回师陕北，在安定、绥德和清涧一带英勇作战，连获全胜。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
8月26日深夜，谢子长率部冒雨抵达河口。27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团长王世泰率部担任主攻，从山顶直扑敌军阵地。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奉命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人东逃路径，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退至几个碉堡工事里凭坚固守。红军几次强攻难以奏效，谢子长就亲自前往前沿阵地察看地形，不料胸部中弹。但是，谢子长不愿撤退，忍痛坚持指挥战斗，直到鲜血渗透夹袄，被同志们发现后，才把他硬拉下阵来。
谢子长负伤后，红军部队缺医少药，又无安全之地养伤休息，仍要坚持随军转移和指挥战斗。他总是说:“不要紧，没关系!”但同志们明显地感到，他的伤势一天天在加重。起初，他骑在马上还能直起身子，或趴在马背上。后来，马骑不成了，只好由别人搀扶着行走。再后来，只好坐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一直到这年10月，他才同意离队养伤。
翌年1月19日，刘志丹率部来到中共陕北特委所在地水晶沟， 第二天即去探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头一天晚上，就有人向谢子长报告了刘志丹的消息。第二天早饭刚吃完，谢子长就迫不及待地打发儿子绍明到村口嘹望等待。上午九点多，刘志丹来到灯盏湾,一跨进谢子长住的窑洞，就问谢子长的伤怎么样了。谢子长一下握住刘志丹的手说:“老刘，我一直盼你来，我估计你一定快来了。”谢子长紧紧抓住志丹的手不放，在场的人都流下泪来。
这一天，谢子长显得格外高兴，即使伤痛使他直不起腰，咳嗽得喘不过气,一句话有时要停几次才能说完。刘志丹看到这位叱咤疆场的老战友说话艰难的样子，忙扶他躺下，给他盖好被子。看到子长盖的被子很薄,就关切地叫盛英给换了一床厚被子。谢子长则说:“只要伤好了,就能继续为革命工作,这被子没关系。”说着,便流下泪来。
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白坚到灯盏湾向谢子长汇报会议召开情况。而此时，革命需要谢子长挥戈上马,但他的病情却突然恶化了。听到谢子长病危的消息，老乡们纷纷赶到灯盏湾看望他。从早到晚，四处来的乡亲们站满了院子，要求最后见一面他们的“谢青天”。警卫人员给他们做工作，劝他们回去，但是谁也不走。男女老少冒着寒风，有的暗暗流泪，有的则放声痛哭。有个老婆婆提着鸡汤，小脚一跌一颠，从十多里外的山路赶来，提来的鸡汤都冻成了冰块块。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与世长辞 ，年仅38岁。临终前，他睁开微闭的眼睛，难过地说道:“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这句话说得跟前的家人都哭了。接着，他又挣扎着说:“不要因为我的死伤心 要很好地战斗，多打胜仗，为死难烈士报仇!”说罢，几颗晶莹的泪珠就从眼眶里涌出来，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谢子长去世后，为了不影响陕北根据地军民的情绪，防止敌人乘机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们都不着孝服，不戴黑纱，将谢子长的遗体秘密安葬在离灯盏湾20多里远阳道峁村的一个山沟里。西北军委的布告文件仍签署他的职衔姓名。直到这年5月上旬，红军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后，才逐渐地公布了谢子长去世的消息。
28.娃娃主席习仲勋
“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一岁称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南梁灯光放光明，边区主席习仲勋。”
当年，南梁当地群众这些朴素的信天游，生动地说明习仲勋把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包家寨会议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奔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责。为落实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师党委将红军主力分为东西两路，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其中，西路红军以骑兵团为主力，向西北方向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荔园堡，拔掉了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梁邦栋营反动据点。荔园堡战斗胜利后，骑兵团乘胜追击，消灭了阎家洼、赵沟门和新堡的民团，为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道路。
1933年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两路红军回师南梁，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这一时期，张策也以红四十二师党委 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梁地区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到11月下旬，在红军和后方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正式成立，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其间，在豹子川养病的习仲勋恢复健康后，接到师党委派他去南梁主持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习仲勋立即赶到二将川，担任二路游击队中共队委书记。
一到南梁，习仲勋就投身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1934年春节前后，习仲勋和张策等人在平定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土地，抗苛捐杂税，一村一村地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队、游击队组织。同时，他们又多方面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建立了5个赤卫军大队，约100人。
2月25日为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选举大会。在最初酝酿革命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征求师党委和各方面意见，大家一致推举刘志丹担任主席。而刘志丹坚持推荐习仲勋担任主席，并耐心地给大家做工作，他说:“做地方和群众工作，我不如仲勋。”最终大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还不满21周岁，年纪轻却老练稳重，并能广泛密切地团结同志和联系群众，因此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娃娃主席”。
29.阎洼子四十二烈士
1934年5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团和陇东民团司令谭世麟部带领1000余人，向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寨子湾突袭而来......
此时此刻，因主力红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南梁中心苏区仅有地方干部、政治保卫队和游击队驻守，无法抵御敌人的重兵进攻。接到敌情报告后，习仲勋等边区领导立即动员和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张策带领群众到二将川隐蔽在梢林中，习仲勋则带领一部分武装在南梁与敌周旋，并相机袭扰敌人。
国民党军窜入南梁后，所到之处，烧房屋毁窑洞，砸铁锅碎水缸，赶走群众的牛羊，放火烧粮，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还会再来挖，一直守在那里，直到晚间掌灯时分才散去。
在此同时，南梁的其他村庄都遭到骇人听闻的烧杀和洗劫。九眼泉村的李青山，人称“李炮匠”，是红军修械所的秘密联络员。这天,他在自家的院子畔望见转嘴子川台上飞来三个骑兵，以为是红军回来了，高兴地跑出院子,准备迎接，但当他走近时，发现三个骑马的人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才知道不是自己人，转身就走。敌兵喊了声:“站住!"随即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李青山与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出来，敌兵立即把他五花大绑，拉到了阎家洼子村。谭世麟为了从李青山的口里得到红军的机密和坚壁起来的物资，采用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烙等各种酷刑，把李青山折磨得昏死十几次，但他始终愤怒地骂着敌人:“枪炮我修过，交给红军了，将来红军拿这些家伙要你们的狗命!”敌人施尽了各种酷刑，却没有得到一星半点红军的消息。
从11日起，敌人先后从南梁附近的几个村子抓来了30多人，集中在阎家洼子村审讯。敌人用尽了各种惨酷刑罚，但这些人对党的忠诚，对边区政府和红军的热爱，凝结成了坚强的革命意志。
1934年5月13日晚，谭世麟将九眼泉的李青山、牛望台的张侯福、金岔沟的杨二和冯连、二将川的梁老大和曹思聪以及3名红军伤病员等3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地下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拉到阎洼子台地。而在那里，敌人早已挖好了两个埋人坑。陪杀场的乡亲回忆说，在深坑前，敌人再次一一审讯，没有一个人投敌变节，凶恶的敌人就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坑去活埋了。英勇的先烈们在惨遭活埋前，与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搏斗在此前后，穷凶极恶的仇良民、谭世麟军，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边区政府土地委员会委员梁大爷等六名村干部杀害。
这次“围剿”，敌人在阎家洼杀害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进步群众共42人，可谓惨绝人寰，罪恶滔天。
30．“红军骁将”郭宝珊
1934年10月，在陕甘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刻，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毅然率部投奔南梁，参加了红军。
郭宝珊原籍河北省南乐县，1904年12月出生，幼年跟随家人逃难来到陕西洛川县谢家峁村，从小就吃尽了苦头。在军阀横行、豺狼当道的黑暗旧中国，苛捐杂税、地主盘剥、土匪绑票等横祸，接连落在了郭家老小的头上。几经磨难，郭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家人沦为乞丐。后来爷爷、奶奶和父母亲相继因贫病交加而死去，郭宝珊一个人闯荡江湖，并寻机报仇雪恨。在外谋生中，他受尽欺凌，先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受到官长们的欺负和压迫，迫于无奈，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上了黄龙山做了“山大王”，并自称“义勇军”。
郭宝珊自幼痛恨土匪祸害人民，到了自己被迫也做了土匪，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他学古代的绿林好汉，约束部下，杀富济贫。当时，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是贾德功、梁占奎，自称“师长”和“团长”，郭宝珊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便加入梁部。
因为他重义气，好结交，同情穷苦百姓,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加入到他的队伍。当时，郭宝珊的队伍有7个连，计100余 人。贾德功、梁占魁预感到郭宝珊的“山头”发展太快，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便想收编他。郭宝珊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毒手辣，但是郭宝珊为人正派侠义，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劫富济贫等革命活动非常敬佩，开始向往红军，并让部下也效仿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百姓。
1932年6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东进韩城，路过黄龙山郭宝珊的地盘，纪律严明，秋亳无犯，给郭宝珊留下深刻印象。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之后，曾写信致意，郭宝珊深受感动。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失利，一些失散和负伤的战士返回陇东路过黄龙山区时，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还提供了不少帮助。
1934年5月，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声威大震。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认为郭宝珊本质上不坏，决定争取他加入革命阵营，就派遣红军干部黄罗武去黄龙山做郭宝珊的工作。黄罗武到达郭部后，郭宝珊对黄罗武非常热情，让黄罗武与自己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吃饭、散步、聊天。黄罗武向郭宝珊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如红军的性质、革命的目的，启发他的革命觉悟。黄罗武离开黄龙山时，郭宝珊给了他40块大洋，含泪送了几里路，再三嘱咐向刘志丹问好，感谢他的信任。
1935年10月,在前线战火中，郭宝珊由团政委马佩勋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宝珊参加革命的愿望是真诚和坚定的,一心想把这支部队带好。由于所部受旧习惯影响很深，部队纪律不好，群众意见很大。郭宝珊准备抓几个典型枪毙，以儆效尤。刘志丹听到后，及时对郭宝珊耐心地劝说:“干部、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是咱们的阶级兄弟。他们违犯纪律，与我们领导平时教育不够也有关系，整顿纪律要从说服教育入手。枪毙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在刘志丹的教育下，郭宝珊对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纪律大有好转，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密切了，义勇军也成为了陕甘红军主力部队中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与红军主力红三团号称“两兄弟”。郭宝珊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创建陕甘苏区和反“围剿”斗争中，屡建战功，毛泽东给郭宝珊题词“红军骁将”，周恩来誉其为“中国的夏伯阳”。在郭宝珊的率领下，西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勇敢，能打硬仗，大多数将士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被打残的战士。
郭宝珊作战勇敢，对人忠厚，思想纯真，刚正不阿，对刘志丹非常信任。在错误肃反中，肃反分子说刘志丹是右派，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肃反分子又说刘志丹是反革命，他说刘志丹是啥我就是啥。中央到达陕北后，果断纠正了错误肃反。出狱后，郭宝珊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团长，跟随刘志丹出师东征前线。之后，在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新中国成立后，郭宝珊出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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